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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的旗帜上也有我们的风采:1945-1949民盟活动纪事(上)
2015/10/09 来源:

序言:为了共和国旗帜在中华大地上飘扬,民盟先贤先辈们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共和国的旗帜上也有我们的风采”。

建立联合政府的斗争

1945年1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时局宣言,态度鲜明地指出,只有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否则“不惟当前一切困难无从解决,整个国家民族且有陷于分裂破碎之虞”。


由于蒋介石拒绝共产党和民盟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国共关系十分紧张。为谋取国共两党共建国内和平,1945年7月1日,民盟中央领导成员、国民参政员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冷遹和国民党国民参政员褚辅成、傅斯年飞往延安考察。(图为考察团成员在延安机场受到中共中央领导的欢迎。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

1945年7月7日,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开幕,中共8位参政员和民盟参政员、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均未出席。14日,国民参政会讨论召开国民大会的专题,民盟参政员黄炎培、冷遹、江问渔等发表书面声明:不参加国民大会问题的讨论。

民盟在抗战后期的民主宪政运动和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中国共产党;中共也支持了民盟的斗争,提高了民盟的政治地位。双方增进了了解,民盟成为与中国共产党相呼应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

在重庆和谈中发挥作用

1945年8月15日,民盟发表《在抗日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等人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在机场受到民盟领导人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等人的热烈欢迎。谈判期间毛泽东三访特园,与张澜等民盟领导人共商国是。

1945年9月10日,民盟主席张澜致函蒋介石和毛泽东,对国共两党谈判表示关切,提出建议。图为张澜公开信手迹。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1日,毛泽东在王若飞和张治中陪同下飞返延安,民盟领导人张澜、章伯钧、陶行知等到机场送行。

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一大)


1945年10月1日至12日,中国民主同盟在特园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认真研究了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所提出的设想与中国现实之可能。会议通过《政治报告》《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中国民主同盟纲领》等文件,提出了“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政治主张,与中共“七大”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相呼应,因而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各界群众的积极支持。(图为民盟领导人和部分代表、工作人员合影。)

在旧政协会议上与中共共进退


1946年1月10日,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俗称“旧政协”)在重庆召开(图为会议代表步出会场,前排右一为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国民党为了拉拢青年党,对民盟进行分化瓦解,以孤立共产党,硬要民盟让出5个代表名额给青年党。共产党反对,协调结果是共产党主动让出代表名额,解决民盟的名额问题,粉碎了国民党妄图通过分化和削弱民盟,操纵“多数”,以控制政协的阴谋。从此青年党从民盟组织中分裂出去。

会议期间,以张澜为首的民盟代表团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互通声气,双方坚持一方要提新的方案,一定要和另一方打招呼,采取一致步调。

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五项协议。政协会的召开和五项协议的通过,实质上否定了国民党的封建法西斯训政的法统,否定了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和专制独裁。民盟作为一个重要政治集团参加了会议,和中共密切配合,共同斗争,为和平、民主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

坚持政协路线,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暴行


从1946年初开始,国民党特务实施了很多暴行:1月26日,即使在政协会议期间,国民党军警和特务就非法闯入黄炎培的住宅进行搜查;2月10日,较场口庆祝政协成功大会被破坏成“较场口血案”(图为较场口血案中受伤的李公朴在医院治疗);2月22日,特务暴徒捣毁《新华日报》和《民主报》的营业部;3月1日,捣毁西安民盟总支部的机关报《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4月13日逮捕杀害该报法律顾问、民盟盟员王任律师;5月1日绑架并企图枪杀民盟西北总支部青年部长、《民众导报》主编李敷仁(后被群众抢救、掩护,转移至延安)。民盟和张澜个人对国民党的一系列法西斯暴行分别提出了抗议,要求追究责任,严惩祸首。

1946年3月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一手包办的四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企图利用这次会议将推翻政协决议的阴谋合法化。中共的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会议。31日,民盟总部宣传部长罗隆基发表声明,表示民盟在国民大会和参加政府问题上与中共取得一致态度,拒交国大代表名单。4月宪草审议会议上,民盟代表和中共代表一致反对国民党对政协宪草原则的篡改。

李、闻血案

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召开各界人民反内战大会和游行,民盟中央委员叶笃义和《新民报》记者、盟员浦熙修等多人被特务凶殴,造成“下关惨案”。7月,国民党封闭了反内战、呼吁民主的文化团体、言论机关100余处,又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李公朴、闻一多血案。

李、闻被杀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强烈反应,声援民主战士的唁电如雪片飞来。毛泽东、朱德等也给李、闻家属发了唁电。(图为1946年10月4日,中共代表邓颖超(左)在上海举行的“李、闻两先生追悼大会”上宣读周恩来悼词。中为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史良,右为上海市市长吴国桢。)

拒绝参加“国大”和政府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当天,蒋介石擅自下令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政协协议规定民主建国步骤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党在政府未改组的情况下召开国民大会,是违背政协协议,属于程序政治问题。)正在国共之间奔走斡旋的时任民盟秘书长梁漱溟闻此消息后,长叹道:“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11月14日,民盟总部向各省市民盟组织发出《紧急通告》,要求广泛宣传民盟的决定和张澜主席的指示,坚决反对国民党召开分裂的“国民大会”。11月15日,非法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开幕,青年党和民社党参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拒绝参加,很多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国民党的进步分子代表也拒绝参加。图为《华商报》有关民盟、中共拒交“国大”名单的报道。

12月23日,中国民主同盟召开中常会,决定将民社党开除出盟。

民盟一届二中全会


1947年1月6日至10日,民盟在上海举行一届二中全会。会议分析了和谈破裂后的国内形势,确认国民党将“愈战愈弱”,而共产党将“愈战愈强”,认为国民党将进一步迫害民主力量,部署了民盟转入地下斗争的准备;发表时局宣言,公开申明对国民党统治失望,提出力促和谈,重新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行政协决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民盟被迫解散

1947年3月7日,蒋介石强迫中共在南京、上海和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全部撤退。中共代表撤退前,将房屋、财产全部交由民盟代管。

1947年6月1日,国民党动用大批军警宪特,在全国十几个大城市,对民盟等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进步师生进行了逮捕,民盟盟员被捕百余人,其中仅重庆、成都两地就有30多人,包括民盟中央委员杨伯恺、于邦齐,他们与另外11位盟员一起,于1949年12月7日成都解放前夕,被杀害于成都外西十二桥。此后,国民党又进行了两次大逮捕,不少盟员被捕后关押在重庆“中美合作所”,28人于1949年11月17日重庆解放前夕就义,其中包括《挺进报》的创办人陈然,“双枪老太婆”邓惠中。1947年3月,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被捕,后被枪杀。

1947年10月23日,大批国民党特务包围和监视南京民盟总部。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发言人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5日,民盟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在张澜住处举行,为换取盟员向当局“登记”之条件,以保护盟员,最后决定民盟宣布自动解散。当时楼下屋子里挤满了军警和记者,门外停着两辆警车。叶笃义含着眼泪下楼,将公告交给等候在那里的记者们。11月6日,张澜以民盟中央主席名义发表的《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在全国见报。

第二天,张澜以个人名义在《时代日报》(此为苏联在上海办的中文报,其余所有中文报纸都拒绝或不敢登载)发表声明:“余迫不得已于11月6日通告全体民主同盟盟员,停止政治活动,并忍痛宣布民盟总部解散,但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呼吁全体盟员“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

民盟总部宣布解散后不久,组织委员会就重新开始工作,11月下旬开始与各地方组织联系,采取措施转移或隐蔽干部。12月2日,在总部组织委员会主持下,民盟第一个地下支部上海市支部秘密成立,开始活动。各地盟组织和盟员在总部组织委员会的指导下先后转入地下斗争。民盟南方总支部领导下的各地方和海外支部得到广大爱国华侨的支持,广为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境内境外都有大量盟员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转自民盟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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