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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诗
——闻一多的最后两年
2016/07/13 来源:

红烛啊!

既制了,便烧着!

烧罢!烧罢!

烧破世人的梦,

烧沸世人的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闻一多《红烛》

闻一多人生的最后两年恰如其早年歌颂的红烛,烧毁的是自己,带给人们的却是光明和自由。1944年秋,闻一多以个人名义加入民盟,1946年7月闻一多遭暗杀。在短短的两年盟员生涯里,为了民主事业,他像红烛一样忘我燃烧,烧亮了国统区大西南的天空,喊出了民盟人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时代强音。其人可敬、其事可歌,闻一多对民盟来说,无疑是一块永远屹立的精神丰碑。

一、加入民盟——闻一多人生发展的必然选择

抗日战争爆发后,闻一多随清华大学搬迁到云南。昆明作为当时国统区的大后方活跃着一大批具有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西南联大作为知识分子的大本营,民主氛围更是浓厚。闻一多在1944年成为民盟大家庭中的一员,他参与民主政治,绝不是偶然的冲动决定,而是其个人性格发展和中国民主运动历史发展共振的必然结果。从此,闻一多最后的人生岁月和民盟的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紧密地相随共生,他也成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成为斗士中的斗士,代表着当时民盟中骨头最硬的一批盟员。

在闻一多心目中,选择民盟是其人生的一次伟大抉择。闻一多在《民盟的性质和作风》说到:“假设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非入一个政党不可,而这一个又是可以按各人自己的意愿,毫不受拘束地来选择的,那么大家不妨想想看,在今天三大政党中,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会选择哪一个。让我大胆地说一句吧:中国民主同盟。”这是闻一多本人有文可据且在世时公开发表的对于加入党派的看法,最具可信性和公信力。柳映光(杨明)《闻一多就是我们的一面旗子》提到了闻一多入盟后的一次谈话:“当闻先生告诉我他参加同盟的时候,我曾经劝阻他,我说:‘您没有加入的必要。’‘什么?没有必要?告诉你中国人都有必要!’他先是很生气,后来又和缓地说道:‘孙毓棠先生也这样劝我。’‘我的意思是你站在外面说话更有力量,更有影响!’‘力量?团结才有力量,有组织才有影响。我不仅不接受你的劝告,而且,我倒要劝你也加入同盟!’他停了一停又说:‘产生这个民盟的历史原因你想过没有?‘当然想过,但是我不一定参加它。’‘可见,你没有想通,你再想想,像你我这样的人,你参加共产党?’‘不。’‘你参加国民党?’‘当然更不!’‘这就对了。像我们这类人,就一定要参加民盟这是一定的,不能说不一定。’于是,我和我的老师变做同志了。”(昆明《民主周刊》第3卷第19期,1946年8月2日)“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会选择哪一个。让我大胆地说一句吧:中国民主同盟”“像我们这类人,就一定要参加民盟这是一定的”,闻一多夫子自道,强调了中国民主同盟是他(乃至像他这样的许多知识分子)的首选和唯一选择,他也确实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二、 闻一多对党派问题的理解和主张

中国古代对党派是很忌讳的。《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对“党”是否定的。东汉中后期的党人清议、北宋的党争、明末东林党人、复社活动曾经遭到统治阶级的禁止和残酷迫害。《尚书》的古训和历史上与“党”有关的灰暗记忆,使中国传统文人谈“党”色变,自觉或不自觉地要远离“党”、排斥“党”。清朝灭亡后,社会团体大兴,党派林立,但很多文人还是敬而远之,譬如和闻一多至交的朱自清、著名作家沈从文等就什么党派也没有参加。但闻一多不一样,他作为五四的参与者,感觉到了现代政治运动离不开政党,他对党派是并不排斥的。1945年他《在五四青年运动座谈会上的发言》指出:“当初五四运动是个零碎的青年运动,没有组织,慢慢才出现群众的运动,那时由于国民党的加强,这运动成了一个具体的政治运动:由于一个党派,有组织的集团的接收和领导,于是这运动有了结果。当时我们感激国民党,感激孙中山先生的领导。……当我们读史的时候,我们庆幸有这个党派来捡起这个运动,而当时的人却讨厌什么党派,这个教训是应该特别深深体会的。老辈如果退后几十年以史家的眼光来认识它,他一定高兴于当时国民党的起来,而绝不会厌恶或害怕。”

前文我们提到柳映光的文章,闻一多在谈话中明确提到“力量?团结才有力量,有组织才有影响。我不仅不接受你的劝告,而且,我倒要劝你也加入同盟!”田本相在《李何林亲历闻一多遇害始末》提到:“他对李何林先生说:‘你在民盟外面干,虽然也可以发挥作用,但进来一起干,可以配合得更好!’”闻一多显然深切地感受到个人的单打独斗是没有力量的,只有加入团体、党派才能有更大的影响。闻一多不但不排斥参加党派活动,而且认为党派能放大个人的影响,增加民主运动的影响力,有利于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

1945年8月14日,闻一多与李公朴、潘光旦、楚图南、罗隆基、曾昭抡、费孝通等联合发表《告国际友人书》:“我们对于目前党派问题的看法,是从现实主义出发的。凡是民主的党派,其主张与表现有利于人民的,我们便同情他,支持他;凡是反民主的党派,其主张与行为违反人民利益的,我们便厌弃他,反对他。而且我们坚信任何一个单独的党派,现在或今后都不能包办中国的政治。”1946年6月,闻一多作为“一个政治团体的代表人之一”在《民盟的性质和作风》阐述了自己的党派主张。文中指出“今天我们再不是袖手旁观或装聋作哑的消极的中立者了,今天我们要站出来,做活动于两极之间的积极的中间人。但是所谓中间人并不是等于无原则的和事佬。我们要明是非,辨真伪,要以民主为准绳来做两极之间的公断人。我们除了牢不可破的对民主的信念之外,没有任何成见,也不可能有任何成见。”闻一多的阐述以民主为公断的依归,不偏不倚,谁践踏了民主、谁挑起了内战就反对谁。

可以说,闻一多对国共两党政治态度的转变,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和民盟成员思想的变化。而从党派组织的角度来看,民盟之所以渐渐和中国共产党走到了一起,其主要原因是国民党政权撕毁了和平建国、民主平等、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契约,作为第三方的“中间人”“公断人”当然认为错在国民党,而国民党却恼羞成怒打压民盟及其成员,后来甚至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民盟总部被迫解散,民盟组织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国民党失去民主力量的支持也就成为了必然。

三、盟员闻一多的积极作为

1944年,闻一多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他参与政治、争取自由、反对内战、反对压迫的热情更加高涨,在民盟的舞台中也发挥了越来越为瞩目和重要的作用。可以说闻一多和民盟偕行的日子是他生命中最为光辉闪耀的时期,为诗人闻一多写就诗意人生画上了圆满句号。

1.参加民盟活动

参加民盟后,闻一多在争取民主平等自由、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上,很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再也不是单打独斗,在很多重要的场合都是和民盟同仁一同出现。

1944年10月10日,民盟云南省支部发起“昆明各界双十节纪念大会”在昆华女中举行,5000余人参加。罗隆基、闻一多、李公朴担任大会主席,楚图南演讲。同月,在闻一多、楚图南等人的发动下,昆华中学部分教师和学生自治会掀起了援助贫病作家的募捐活动。(《云南民盟大事记》)

1945年3月12日,民盟云南省支部负责人楚图南、闻一多、李公朴、吴晗推动昆明文化界300余人联名发表《挽救当前危机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邀集各党派产生民主联合政府,保障各种自由,并彻底改组统帅部”。(《云南民盟大事记》)

1945年7月1日,民盟云南省支部推动昆明文化界140余人联名发出的由罗隆基、闻一多起草的《昆明文化界致国民参政会电》,批评国民党与民主背道而驰。(《云南民盟大事记》)

1945年8月14日,李公朴、闻一多、潘光旦、楚图南、罗隆基、曾昭抡、费孝通联合发表《告国际友人书》,鲜明地提出民盟及其盟员坚持民主、维护人民利益的主张,把民主与否、为民与否作为评判党派合法性的出发点和归宿。

1945年11月21日,民盟云南省支部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闻一多邀请费孝通、潘大逵、钱端升等到会讲演。(张冠生《费孝通传》)

1945年11月25日晚,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四校学生自治会发起反内战时事演讲会,费孝通、闻一多、潘大逵发表演讲。(张冠生《费孝通传》)

1946年1月13日,费孝通与闻一多、潘光旦、吴晗联名发表《致马歇尔特使书》提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怎样建立民主政治中心的民意立法机关”。

1946年2月17日,闻一多、费孝通、钱端升、吴晗等出席联大讨伐大会,闻一多任主席。

1946年6月27日,费孝通、闻一多、潘光旦、楚图南、李公朴、潘大逵、冯素陶共同主持民盟云南省支部招待会,邀请文化、教育、金融、实业界认识和名人80余人参加,闻一多“伸出手来”的话语使与会者很受感动,并对民盟的性质、组织、主张有了切实和深入的了解,扩大了民盟的影响力。

民盟以及盟员同仁的组织力量给了闻一多巨大的精神支撑,闻一多在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压迫的斗争中越战越勇,人格魅力也越发彰显。在国统区大后方,以闻一多、李公朴、费孝通、潘光旦为代表的民盟盟员教授逐渐成为“民主教授”中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逐渐成为昆明民主运动的中坚力量,成为深受学生拥护和爱戴的明星,但也引起国民政府及云南当局的忌惮和愤恨。1946年,在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之前,昆明街头出现了标语墙报,污蔑“闻一多等人乃拿卢布的俄国特务,云南民盟成立了暗杀公司,而有个叫李公朴的家伙,已奉中共之命携巨款来昆密谋大暴动,其主要干将为闻一多夫、罗隆斯基、吴晗诺夫”,这是国民党要暗杀某人的前兆,二三十年代说人“赤化”“拿卢布”就是该杀的理由。山雨欲来风满楼,李公朴、闻一多后来果遭毒手,足见当时闻一多的影响力之大已经让当局杀心四起了。

2.主办《民主周刊》

1944年10月,作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第一个地方组织的昆明支部(1943年5月成立)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成为民盟的第一个省级地方组织,罗隆基任主任委员。1944年12月8日,云南省支部的机关刊物《民主周刊》出版,闻一多任编辑委员(《闻朱年谱》),参与《民主周刊》的日常编辑工作。《民主周刊》的撰稿者以民盟同仁为主,发表呼吁团结抗战、具有自由民主倾向的评述文章。据《闻一多全集》,闻一多撰写的文章发表在《民主周刊》的有4篇,分别是《什么是儒家》(1945年1月13日第1卷第5期)、《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1945年5月10日第1卷第20期)、《民盟的性质和作风》(1946年7月9日第3卷第17期)、《为李公朴死难题辞》(1946年7月14日第3卷第18期)。1945年9月,闻一多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及民盟云南省支部宣传委员,并兼任《民主周刊》社长一职,有力发挥《民主周刊》的民盟喉舌作用,关注艰难民生,反对暴力、反对内战,呼吁各党派加强团结、实践民主,使全国人民听到民盟的正义声音。

3.公开演讲

加入民盟后,闻一多的很多政见除了写成文章发表之外,更多的也是更有影响力的还是他的公开演讲。他的演讲富有激情,赢得广大师生尤其是青年学生的共鸣,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政治效果。根据《闻一多全集》,1944年闻一多加入民盟后,成文成稿有案可查的演讲稿就有7篇:1944年10月在昆明各界双十节纪念大会上发表《组织民众与保卫大西南》演讲;同月在昆明举行的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讲;1945年5月3日在西南联大历史学会主办的“五四运动座谈会上”发表讲话,1945年5月5日在五五文艺晚会上的讲话《认清楚对象》,1945年7月发表《给西南联大的从军回校同学讲话》;1946年6月28日在昆明民盟云南省支部召开各界贤达会上发表《民盟的性质和作风》,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至公堂李公朴夫人张曼筠报告李先生死难经过报告会上发表《最后的一次演讲》。此外,不成文章的演讲在闻一多生命最后的两年还有很多。根据《云南民盟大事记》,1944年10月到1946年7月,闻一多与民盟有关的公开演讲就有13次。他把民盟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理念在演讲中进行淋漓尽致地表达和发挥,引起了青年学生的广泛关注和认同,扩大了民盟的影响力。

无论是参加盟务活动、编辑《民主周刊》还是公开演讲宣传民盟主张,闻一多对民盟事业总是十二分的热心。吴晗《谈闻一多》讲到:“热心的情形到这个地步,民盟是没有钱的,请不起人,有文件要印刷时,他自告奋勇写钢板,不管多少张,从头到尾,一笔不苟。昆明那时还没有公共汽车,私家也无电话,任何文件要找人签名,跑腿的人一多一定是一个。要开会,分头个别口头通知,他担任了一份,挨家挨户跑,跑得一身大汗,从未抱怨过。”

闻一多的追求民主、热心盟务使其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可以说,民盟使闻一多的生命来了一次新生,同时闻一多的加入也给民盟带来无穷的活力,吸引更多有志民主的师生加入到民盟当中来。1944年7年费孝通回国后,见到了闻一多,费孝通记下了当时两人相见的情形:“这时的闻一多先生同我出国前的状况也大不一样了,他已经是昆明广大青年热爱尊敬的民主教授。他见到我,立即伸出热情的欢迎的手,同时也毫不含糊地指出我一年前的那种思想,‘不好!不好!’”,“榜样是最好的引导,他的谦逊而又坚定的声音,发人深省”。(《中央盟讯》1986年第16期)后来,费孝通毅然加入民盟显然跟盟员闻一多的感召是有很大关系。

4.发展盟员

闻一多加入民盟后,热心引荐自己的朋友、学生参加民盟。如鲁迅研究专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奠基者李何林、学生柳映光、季镇淮、薛诚之、王瑶等都是在闻一多的介绍和感召下加入民盟的。前文已经提到,民盟著名领导人费孝通参加民盟也受到了闻一多的较大影响。

四、闻一多对民盟的重要意义和启示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遇害当日,朱自清在日记里写到:“此诚惨绝人寰之事,自李公朴被刺后,余即时时为一多之安全担心。但绝未想到如此之突,与手段如此之卑鄙。”8月16日,闻一多被刺身亡已经一个月过去了,朱自清依然痛愤不已,写下了《悼一多》:“你是一团火,照见了魔鬼,烧毁你自己,遗烬里爆出新中国。”华罗庚从南京坐火车去上海路上知道了闻一多遇害的消息,他写下一首诗:“乌云低垂泊清波,红烛光芒射斗牛。宁沪道上闻噩耗,魔掌竟敢杀一多。”

闻一多的死,让很多向来不问政治的知识分子急剧左转,对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魔鬼”本质有了更清醒的了解,从此不再抱有幻想,以至解放前夕国民政府一趟趟飞机来北京“抢救学人”时应着了了。以前知识分子的两耳不闻政事世事,现在一个个拍案而起,李公朴、闻一多的死在死水中激起了极大的波澜。像朱自清这样纯粹的学者,也毅然愤慨地站了出来,和不平等、反民主的反动势力进行面对面地斗争。冯友兰在《冯友兰自述》里做过这样的评价,“他(闻一多)以他的一死把联大的民主堡垒的地位推到当时的最高峰,把当时的民主运动推到最高潮”。底层人民和中高层的知识分子的纷纷倒戈,注定了国民政府政权的必然瓦解。

1946年8月23日,朱自清在接受《大公报》《新华日报》《民生报》记者采访时说:“最近两年,闻先生参加了民主运动,为中国的民主而奋斗。他没有政治野心,不想升官发财,仅仅为了民主运动而遭惨死。……闻先生的一生中,有一个贯彻的精神,这就是他的爱国精神。”为了中国民主而奋斗,因爱国而惨遭杀害,闻一多最后两年的悲壮人生为知识分子树立了榜样,其高举民族大义、追求平等自由的崇高精神具有标杆的示范意义,一定程度上塑造或说定型了民盟及其盟员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当中的光辉形象,70多年来一直具有巨大的影响。

新时期,闻一多的爱国、自由、民主精神仍有现实意义,许多盟员的入盟也多因闻一多的感召而走进民盟大家庭,各级民盟组织只有把这份民盟的宝贵精神遗产继承好发展好,才能赢得广大盟员的价值认同,民盟组织才能在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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