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缘分”二字，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我“一生事茶”，也是一种“缘分”。

经历过战争的纷扰，在新中国成立之际，1950年，我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当时虑及国家农业发展需要，第一志愿就填写了农学院茶叶专业，我的“茶缘”正源于此。

1953年毕业后，我服从全国统一分配，分配到浙江省人事部门，最后落实到浙江省农林厅工作。直至60岁退休，43载的年岁一晃而过，我也在工作中与茶相伴，坚守初心，履行着作为“茶人”的“应做”与“该做”。43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仅仅只是“一瞬间”，而我也将43年的“黄金时间”献给了浙江“茶叶事业”。如今，我虽已退居二线，但作为“老茶人”，我仍心系浙江省茶业发展，一生许茶，实现了我忠诚地为人民服务的诺言。

88岁的茶学家王家斌，虽年事已高，对茶的热爱与关注，却依然不减当年。在浙江老茶缘茶叶研究中心理事长阮泽良的牵线搭桥下，记者结识了这位可爱的老人，虽因各种原因，未能当面畅聊，但一次次文字沟通、交流，点滴细节中，都是老人对茶的一丝不苟，对事业的孜孜追求。

“我还把伴随一生的‘茶业’传承给了我的外孙王一潇，他报考了安徽农业大学茶学系，如今也在茶叶事业的一线发光发热。”这是老茶人王家斌最近的开心事儿。这件事儿，一次次把他带回茶叶往事中，带回他一生许茶的无悔岁月。

一人独挑生产班

早在建国初期，扩大茶园面积还是产业发展的重要任务。在1966年，作为诞生过数十种名优茶的主产区浙江，当年的状况也是不容乐观：纵观全省，只有4.7万公顷茶园。

此时，38岁的王家斌临危受命，接过了负责全省茶叶生产技术业务工作的重担。且生产班子只有他一人，所有的任务都压在了这位年轻人的身上。

单枪匹马、上山下乡，王家斌响应国家的“以后山坡上要多多开辟茶园”的指示，将单栽密植的种植方式和经验，不遗余力地推广到全省。到了1993年，浙江省茶产业交出了一份样样“全国之冠”的惊艳答卷：茶园面积达到14.5万公顷，产量12.2万吨，产值10.37亿元，出口4万吨，创汇9000万美元……

产量要提高，浙江历史名茶、贡茶的恢复工作，也是迫在眉睫。由于种种原因，诸多名茶在一段时期内销声匿迹。甚至在1979年前，浙江数十种名优茶只剩下了两种——“西湖龙井”和“杭州旗枪”。

王家斌和同事们又主动扛起了恢复名茶这面大旗。但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寻找资料尤其麻烦，很多线索要从几百本的书籍中才能找到，甚至还要去国外找。尤其是径山茶和金奖惠明茶，它们历史非常悠久，但是作为重要实证的径山寺与惠明寺当时都不复当年了。获得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的惠明茶甚至连采摘技术都已失传。”王家斌说，为了这，有关部门成立了专项小组，一方面查找文献资料，一方面向当地还能制作“惠明茶”的老茶农讨教，一点点试验恢复，几年的艰苦付出，换回最后的“抢救”成功。

“到1990年，获得省级名茶证书的已有34种，现在更是不胜枚举。”王家斌说。

浙江茶的“虎门销烟”

创建生态茶园、少施甚至不施农药，这样的观点在如今听来，是再普遍不过的共识。但在上世纪80年代，这样的理念却面临着自然灾害和意识薄弱的层层阻碍，经历了一个从“不简单”到“简单”的艰难时期。

治虫，首先就是茶农的心病。

当时浙江茶树的植保工作比较薄弱，病虫害的肆虐常让茶农苦不堪言。辛辛苦苦栽植的茶树，眼看着可以采摘收获，转瞬就被虫害“吃”掉了一部分。

“每年因病虫害造成茶叶产量的损失，可以达到15%－20%。”看着这样的状况，王家斌和茶农一样着急。

于是，他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陈宗懋等人联合科研，第一时间将科技成果传递给茶农。

“我们创建了茶树植保联系网点，能对病虫害进行预测预报，还将安全使用农药技术等科研成果交给网点，开展群防群治，基本上控制了病虫危害。”

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75年，王家斌发现个别生产单位在茶园中使用1605、1059农药。这在不务农的人看来或许不明所以，王家斌却知道这意味着什么。1605和1059农药是剧毒农药，虽然对防治病虫害有显著的效果，却也会对消费者的健康带来严重威胁。

为了彻底打消错误的施药理念，王家斌等人痛下决心。“我们把这批茶叶当众烧毁，通报全省，并由此对ddt等一系列剧毒农药，都做了禁止在茶园中使用的明确要求。这样的规定立刻有了成效，浙江省茶叶农药残留从全国第一位下降到第四位，符合国家允许残留标准，保证了茶叶出口质量和内需的要求。同时，省内也不断形成了保护茶园生态环境的理念，一步步传承至今。”王家斌说。

难忘的“中南海”座谈论茶

从提高浙江省茶叶产量、质量，到减少茶叶虫害，再到恢复、发展、创新名优茶生产，促进制茶机械化与初精联合加工推广至社会，王家斌一一亲历亲为，得到的社会荣誉，不胜枚举。

时至今日，提到这些荣誉中，最令他高兴的，要算1993年国务院授予他突出贡献证书，让其享受特殊津贴，以作为国家对他工作的肯定与鼓励。2003年，他的业绩还被录入《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编·园艺卷[3]）。而这些年来最令他难忘的经历，也要算那次去国务院办公厅中南海的座谈。

“那时，我们去北京茶叶市场做调研，接到了农业部黄继仁处长的电话，通知我们下午两点不要出门，有任务。”现在想起来，王家斌还有些激动。当天下午，他们就被接到了中南海，来到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会议室。就是在那里，留下了王家斌最为难忘的一次记忆。

“我们见到了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和他一起品饮了径山茶和西湖龙井，并讨论了国内外茶业形式，重点讨论了茶叶改革、开放的措施和茶叶生产基础建设等建议。”王家斌说，这样的座谈持续了两天。

时隔一年半，即1984年6月21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发）75号文件《批转国家商业部关于调整茶叶购销政策流通体制意见的报告》。“文件里明确指出，除边销茶外，内、外销茶彻底开放，实行议购议销……茶叶从国家收购的二类划为三类，由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

“后来茶叶农业税也取消了，从此茶叶走上了市场经济发展道路。我常常在想，也许是中南海座谈论茶起到了一点点作用。”王家斌说。

“不管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茶’，还是如今盛行的琴棋书画诗酒茶的‘茶’，它都如同一个圆圈，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茶早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以茶为友，我愿一生许茶，从一而终。”王家斌说。

（转自2017年7月14日《人民政协报》）

作者王家斌为省直联第一总支三支部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