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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尘冷眼》看宋云彬与胡愈之的交往
2017/09/30 来源:

宋云彬(1897—1979),浙江海宁人,著名文史学者、出版编辑家、杂文家,1945年6月由周新民、罗隆基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经担任民盟中央第二届委员会委员、民盟浙江省支部筹备工作委员会和第一届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等。胡愈之(1896年-1986年),浙江上虞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革命报人,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中央代主席、新中国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宋云彬和胡愈之两人有很多相似处,都是浙江人、都曾以出版编辑为职业、同年加入民盟等,这些共同点曾经造就了两人深厚的友谊,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两人的交往最终又复归平静,从挚友知己到一般同盟关系、熟人关系,宋云彬和胡愈之的交往记录了那一代文化人特殊的人生情感轨迹。宋云彬的日记《红尘冷眼》收录了《桂林日记》(1938年12月――1940年8月)、《昆明日记》(1945年3月――1945年6月)、《北游日记》(1949年2月――1949年8月)、《北京日记》(1949年9月――1951年6月)、《杭州日记》(1951年9月――1953年2月)、《甲午日记》(1954年1月――1954年12月)、《乙未日记》(1955年1月――1955年11月)、《日记》(1956年2月――1960年2月)、《昨非庵日记》(1960年2月――1962年12月)、《深柳读书堂日记》(1963年1月――1966年8月)10部日记,时间跨度28年,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17年建设、“文革”序幕拉开等各个重要历史时期,宋云彬就在日记里留下了他和胡愈之交往的点点滴滴和友谊嬗变。

一、桂林昆明:情深义重挚友谊

1938年12月18日,宋云彬开始了他的《桂林日记》的撰写。而胡愈之的名字在第二日即12月19日的日记“致胡愈之、孔雪雄信”中出现,《桂林日记》宋云彬总共写了474篇日记,其中有77篇有关于胡愈之的记载,平均大约6篇日记就有1篇涉及胡愈之,胡愈之出现率之频繁是其他友人甚至宋云彬家人都无法比拟的。在这77篇日记中,宋云彬称呼胡愈之除了“1938年12月19日 致胡愈之、孔雪雄信”、“1939年1月24日接胡愈之自香港来函”、“1939年7月28日 晨八时,文化供应社在环湖路十九号开会,曹伯韩、秦柳方、张健甫、张志让、张铁生、陈此生、胡愈之、王鲁彦、朱光暄等”3处为“胡愈之”外,其他74篇均直呼其名“愈之”,足见在桂林时期的宋云彬眼里,胡愈之是非常亲切的朋友,两人的关系走得非常近。这在日记里面也能体现出来,如1939年“3月11日愈之自海防来航空快信……嘱余向广西当局方面接洽,尽量予以方便”、“3月13日复愈之函,告以意欲行营方面接洽妥当,可由谅山坐船去龙州,到龙州后,即来电由行营电致边防督办署派车送其来桂林”,胡愈之从香港来桂林,便直接请宋云彬帮忙接洽,宋云彬也立即安排妥当。在抗战非常时期,做这些事情都不是很容易的,而宋云彬很好地为胡愈之做到了。而当胡愈之迟迟未到的时候,1938年3月22日的日记写到“昨午晤长江,云接愈之电,将自南宁来桂林,待至今晚仍未到,颇切念。数日前潘养光自港来函,附有照片多张,中有愈之、仲华等,不啻晤对一室也”,文字充满了对胡愈之的牵挂和想念,“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焦虑和期待跃然纸上,宋云彬对胡愈之的感情此时是很深的。

宋云彬和胡愈之在桂林期间可谓朝夕相处,经常一起工作、游玩、饮宴应酬。如1939年“3月28日 晚七时,开明经理陆联棠宴客,座有愈之、子恺、彬然、锡光、舒群、雪山及余,饮酒甚多”、“4月6日 今日为清明节,天气晴和,中午与愈之、铁生、长江及杨东篿夫妇游七星岩,在附近饼店小吃,杨夫人亲煮豌豆,味最鲜美”、“4月7日 祖璋自两江来,雪山宴之美丽川,余被邀作陪,愈之、鲁彦亦在座。散席后,复与张组长及愈之、鲁彦往大华饮咖啡,作长谈”、“4月8日 夜,与张组长及鲁彦、铁生等饭于维他命菜馆,愈之做东”、“4月13日 夜张组长约往维他命吃饭,并邀愈之、季平及鲁彦,谈今后工作方针与态度”、“4月16日 晚与愈之、铁生在民生饭店小饮,葱油饼大佳”、“4月22日 夜,愈之来,作长谈”、“5月11日六时往访愈之,谈半小时,即返寓”、1940年“5月18日愈之于前日进城,着白哔叽单衣,以不能渡江回寓,寓旅舍中,而昨日骤寒,衣白单衣出外,人皆注目。今日上午狼狈归来,相怀大笑”。像这样的日记几乎每月平均都有好几篇,两人志趣相同、观点相近,常常互访长谈,无论干事业、去游玩赴宴,两人都能很好沟通交流,是酒逢知己、话能投机,宋云彬和胡愈之可谓是工作、生活全方位、全天候的好朋友。宋云彬对胡愈之的评价都很高,如1940年“2月21日 今天文共社同仁有晚会,愈之作报告,把编辑人比之电影导演,颇娓娓动听”;当自己心中不快的时候,和胡愈之在一起便可以感觉好多(1940年“5月30日 四时偕愈之赴江滨游泳为乐,藉舒结念”);而当1940年7月底胡愈之离开桂林后,宋云彬几乎失去了主心骨,8月1日的日记写到“愈之于上星期五飞香港,此去回桂无期;而文供社前途亦颇黯淡也”,对文供社事业突然感到迷茫黯淡。

1940年,胡愈之赴新加坡主编《南洋商报》,新加坡沦陷后,流亡印度尼西亚。1945年的《昆明日记》宋云彬总共写了113篇,由于胡愈之当时不在昆明,在日记出现的频率没有桂林时高,只有5篇日记写到胡愈之:

3月31日赵晓恩来信,谓“据端芬(金仲华之妹)言,愈之先生已于去年九月上旬病逝苏门答腊某山谷中,此消息初传至泰国,再传来重庆,十之八九可靠”。呜呼,愈之竟长逝矣乎?!平生知友,寥寥可数,倘愈之死耗非虚传,则余今后之岁月,将愈增寂寞矣。彬然来信,但云甚忙,未提及愈之事。晚饭后默坐沉思,念念不忘愈之,潸然欲涕。

4月9日 上午伯翰来,嘱撰纪念愈之文章。致伯恳函,询愈之生平事迹。

4月15日晚为《进修月刊》写纪念胡愈之文章,成四千言,至次日晨二时方睡。伯恳来信,述愈之少年时轶事,颇有意思。

5月15日晚写纪念愈之文章,未完篇。

5月16日撰纪念愈之文,竟,约四千字。

篇数虽然不多,但从日记中不难看出宋云彬对胡愈之感情的炽烈,“呜呼,愈之竟长逝矣乎?!平生知友,寥寥可数,倘愈之死耗非虚传,则余今后之岁月,将愈增寂寞矣”、“晚饭后默坐沉思,念念不忘愈之,潸然欲涕”,对胡愈之的死,大有知音难再的悲恸难忍之感。而且,宋云彬作为文人,又远隔千山万水,便拿起笔来给亡友寄去哀思。

桂林(昆明)时期,宋云彬和胡愈之交往多,无论工作、生活彼此均有交集,情投意合是两人友谊的蜜月期,宋云彬对胡愈之的评价都是肯定的,绝无微辞。宋云彬对胡愈之的这种好感一直维持到新中国成立前。1949年《北游日记》有3月25日、4月24日、5月7日、8月23日、9月1日、9月11日有6处提到胡愈之,均以“愈之”相称,此时旧雨之情显然仍在。

二、北京时期:友情的裂痕、恶感的生发

新中国成立后,宋云彬被任命为国家出版总署编审局编审、第一处处长,后又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审。胡愈之则担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是宋云彬的直接上司。此时,胡愈之已弃学从政,位高权重,为人处事与宋云彬渐行渐远。而宋云彬由于只做些编辑教科书工作,职务也只为出版总署一微职,加之眼见一些官僚作风、假大空八股气派、等级观念以及一些友朋的惊人转变,心中常有不平和愤激语,他与胡愈之精神上的隔阂、分道扬镳不再亲近也是自然而然之事,他对胡愈之的观感大不如前。在《北京日记》里,胡愈之第一次出现便被否定,1950年“2月7日 下午二时赴总署参加局务会议。愈之认为编辑中学教本为极简单容易之事,余反唇相讥,谓编教科书与编《东方杂志》不同,君但知编杂志耳,对于编教科书固不了了也”,语气很重,已经是很不客气了;“4月6日 中午愈之又招全体人员作报告,余不耐聆听,在圣陶办公室假寐一小时半”、“6月25日 胡愈之以出版总署署长身份登台讲话,一讲就是三个钟头,噜里噜苏,聆之欲睡”、“7月1日  胡绳、胡愈之相继演说,冗长而无精彩”,讨厌其人、厌恶其言,宁愿闭目养神也不去听胡愈之报告;“4月7日中午圣陶办公室小憩,愈之来,余问曾见曾云裳否,答曰:‘未也。’余云:‘云裳曾来总署看你。’答曰:‘余未见云裳。彼来欲谋事耶?’余曰:‘然。’曰:‘那你可以替她想想办法。’余报之以冷笑,此公对朋友全无诚意,余早已看穿”,几乎已是对胡愈之人格的否定,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5月23日 今日总署有汇报,愈之谓‘编教科书时间迫促,何以不个人带回去,晚上在家里继续工作’。此公愈来愈颟顸,闻其语如见其人也。一笑”,不以为然之情可想而知;可以说胡愈之从此已从宋云彬的知交名单里剔除。从《北京日记》开始,宋云彬以后的日记中有76次提到胡愈之,称其姓名“胡愈之”的有40次,已在一半以上;尤其是1951年以后,胡愈之在宋云彬53篇日记中出现,其中36篇只称“胡愈之”,比例已近70%,从 “愈之”、“胡愈之”称呼的消长上可以看出两人关系不再亲密无间。

三、杭州时期及以后:无好无恶、公交多于私交

1951年10月,宋云彬调来浙江,从事浙江省级盟组织建设工作,此时胡愈之作为民盟中央指导宋云彬开展工作的直接联系人,两人私交虽淡,但因盟务工作关系还保持着联系。《杭州日记》宋云彬总共写了423篇,有19篇提到胡愈之,频率已经不高,而且基本上都是关于民盟浙江省委会筹建的事情,如1951年“10月18日 致胡愈之、郭则沉函,将在杭州与统战部协商拟定之省支筹委会及市分部委员名单寄去”、“11月2日 北京胡愈之仍无信来,殊闷闷也” 、“12月25日 归寓见愈之来信……愈之主张浙支部筹委会暂缓成立,嘱余多作报告,多写文章,多联系群众云云。读之气闷已极”、1952年“5月20日 省府转来胡愈之信……愈之谓“三反”结束后,浙支部可以重行考虑建立,希望先和统战方面磋商后,再与总部联系”、“6月8日 胡愈之来信,谓省支部筹委会名单可即商定寄去”;也有一条记录了两人的冲突,“11月10日 晚七时半赴总部出席组织、宣传工作组联席会议,讨论愈之与药眠共同起草之工作报告。药眠与空了几起冲突。余反对愈之所说内容尚可,文字须改,反复说明思想与语言不能分开来说,愈之亦露不快之色”。总之除了工作之外仍是工作,私交是谈不上的,但像《北京日记》那样有明显恶感的语言也没有。

《杭州日记》后的1954年到1966年日记中涉及胡愈之的《甲午日记》5条、《乙未日记》3条、《日记》1条、《昨非庵日记》13条、《深柳读书堂日记》10条,总量很少,只有32条,且多和民盟活动相关,如1954年“8月19日 十一时赴文化俱乐部,民盟总部之欢迎会。十二时午餐。午餐毕,摄影。一时半座谈,由章伯钧作报告,胡愈之补充”、 “9月14日傍晚,胡愈之来,谓高教部调姜震中至华东师范大学当教师,征求民盟总部意见云云”等,一共有15条,占总数近一半;其他在政协、统战等场合两人的相逢相对较多,1954年参加出席中苏友协总会“12月24日 傅彬然、王子野、张明养、胡愈之来”、1961年“1月31日 赴政协,抗议美帝国主义企图劫去我国在台湾之珍贵文物的座谈会。座谈会由胡愈之、王冶秋主持”、“2月3日 赴政协,参加文教卫生座谈会。胡愈之主持之一组与第九组合并”、“4月21日 下午四时,中央统战部邀请座谈,被邀出席者有胡愈之、杨东莼……我也发了言”、1962年“4月12日夜饭在政协吃,饭后饮汾酒三杯,遇胡愈之”、“4月13日 晚餐在政协吃,胡愈之请客”。这个时期宋云彬和胡愈之也有3条互相到家走访的记录,1954年“9月5日 上午未出门,胡愈之来访”、“9月6日 会后在愈之家吃午饭,与愈之谈盟务”、1955年“7月3日 六时,胡愈之夫妇坐车来接,同赴愈之家,即在愈之家晚餐,谈杭州盟务及胡风分子朱声(方然)混入杭州市分部事”,3条中2条即跟盟务有关。可以说1954年以后,宋云彬和胡愈之除了盟务工作等公共事务、场合两人有交集外,再也没有像桂林时期那样亲密的接触。此外,除了1956年“9月27日 上午九时,赴总布胡同二十四号沈衡老家,胡愈之已先到,其后萨空了亦来。……胡愈之要我执笔为沈衡老写一篇回忆录,此真强人所难矣”对胡愈之略有微辞外,涉及胡愈之日记叙述语言也都是客观描述、不加感情色彩,已然抛却了桂林昆明时期的亲爱和《北京日记》中的恶感,两人的交往变成很中性的公务活动,友谊多么深厚恐怕已经说不上了。

宋云彬和胡愈之两个文化人的交往历史,由热到冷再恢复到不热不冷,在那一代人里并不鲜见。如今,反观宋、胡关系,无论是关于两人的思想、工作还是友谊递嬗,都有值得后人反省和深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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