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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身天地更怀古
——张东荪民盟十二年
2017/12/08 来源:

张东荪(1886.12.9—1973.6.2),原名万田,字圣心,自号东荪,浙江钱塘县(今杭州)人,现代哲学家、政论家、报人,曾任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秘书主任。其思想、言行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插图1:张东荪

一、加入民主同盟,不屈日寇淫威

1941年3月1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促成下,张澜、罗隆基等人在重庆著名民主人士鲜英的宅邸“特园”秘密建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之初,是以党派入盟,包括张君劢、张东荪等领导的国家社会党的三党三派。因此,张东荪的入盟时间确定为1941年3月19日。

12月8日,日本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向美国宣战。在北平,日本宪兵包围并解散美国人司徒雷登任校长的燕京大学,并逮捕了张东荪等有抗日嫌疑的多名教授。张东荪是当时中国知名的哲学家和学者,又在日本留过学,日本宪兵企图拉拢他为日本人做事,请他做教育部长,北京市长。日本宪兵安达弘数次审讯张东荪。张东荪表明自己“一向是个国民党的反对者”,当日寇要求他对中共党员加以劝诱时,他回答说“共产党不是捉、打、杀所能扑灭的”。(张东荪《狱中生活简记》)在民族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张东荪保持了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气节。(陈尉《革命学者张东荪》)

插图2:张东荪著《狱中生活简记》

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特园”召开会议,将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张东荪被选为中央常委,负责组织和领导民盟华北总支部。1945年初,张东荪在北平成立民盟华北总支部。张东荪为主委。民盟华北总支部的成立,为抗战胜利后民盟在华北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二、赞同联合政府,参加政协会议

抗战胜利后,和平与民主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中国各界人士也极力渴望和平与民主,并为此努力。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民盟发表了《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9月1日,张东荪在北平创办了《正报》。在《发刊辞》中,张东荪认为,抗战是“民主与霸道”之战,抗战胜利是民主的胜利,今后中国应走上民主道路。在随后发表的多篇社论中,张东荪指出,民主与和平是今后世界发展的潮流,“唯有大家都行民主政治,世界才能有永久的和平”(张东荪《日本战败的涵义》)。9月12日,张东荪在《正报》上发表《国民大会与联合政府》,赞同成立联合政府,希望国共双方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此前,8月28日,中共领袖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此后,10月10日,两党签订了《国共谈判纪要》,表示要在和平与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协商方式解决战后问题,建立联合政府。

从1945年11月底到1946年1月10日政协会议正式举行的一个多月里,张东荪代表民盟出席政协会议,先后参加民盟重庆支部茶话会等,与在重庆的众多朋友相聚,与各界人士交流,不断阐释民盟及自己对于时局、政局的意见,与民盟、中共各领袖讨论了政协会议的若干问题。他强调:“政治协商会议是民主的开端。”

政协会议期间,国民党通过各种手段拉拢张东荪等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和中华民国主席的身份先后宴请张东荪。然而,张东荪并没有被国民党拉拢过去,也没有改变一贯坚持的对国民党的批评立场,更没有放弃自己独立的政治主张。

1月31日,政协会议闭幕。会议通过五项协议,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制度,集中体现了以民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政治要求。

可以说,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取得的成果,离不开张东荪等民盟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奔走呼告。民盟作为抗战后期非常重要的第三只力量,为中国争取走上民主和平的道路,作出了理论和行动的诸多贡献。张东荪在政协会议期间的主张和表现,展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思想和不畏强权的高尚气节,这也是受孔孟之道熏陶和浸润所形成的中国士大夫精神在他身上的体现。

三、抵制伪国大,绝交张君劢

但国民党不顾协议,大举进攻解放区,悍然发动内战。同时决定于1946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摆出一副“还政于民”的姿态,要求各党派迅速交出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名单。

1946年8月,张东荪与张君劢领导的中国国家社会党与主要在海外活动的民主宪政党合并,成立了中国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张君劢为主席,张东荪为中央常委。民社党成立后,在是否参加国民大会这个重要原则问题上,立即产生了严重分歧。

张君劢一生从事宪法研究,并且是提交国民大会讨论的《中国民国宪法草案》的主要起草者,他渴望在中国通过一部真正的宪法。所以,他赞同民社党参加国大,以便通过宪法。以张东荪等为代表的民社党部分党员、特别是华北地区的党员,坚决拒绝参加,不愿使民社党充当国民党的工具。张东荪的理由是:“中共不参加,纵能保证通过政协宪草,宣布为国家宪法,没有对立的政党,制衡的力量,空凭条文,亦罔有实效。” 1946年10月,当张东荪闻讯民社党将参加国大时,便从北平飞往上海进行劝阻。他向张君劢、蒋匀田等人解释参加国民大会的危害。他说:“综其(指蒋介石)过去往事,不知有多少诺言,皆未实行,一封交换保证信,即可据以为凭?未免太天真了!”(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折点》)

与张君劢相比,张东荪在对待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问题上,就要比张君劢清楚、清醒。这一方面与张东荪研究哲学、看人看事比较理性有关,更重要的是,张东荪没有名利之心,他的政论、政治活动不是为了个人要做官争权、要获取现实的利益,而是真正出于公心,忧国忧民,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和天下苍生的福祉着想。

在原则问题上,张东荪没有退让,他坚决拒绝参加伪国民大会。对于蒋介石的电邀,张东荪复电,借口“燕京课忙,不克分身”,给予拒绝。11月15日,民社党正式宣布脱离民盟参加国民大会。12月下旬,包括张东荪在内的民盟中央决定,将参加伪国大的民社党开除出盟。张东荪、张君劢这两个曾经政治观点相同、兴趣爱好相投的多年老友从此绝交,再未相见,实为二人晚年憾事。

1946年底,张东荪从北平南下上海,参加民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民社党退出民盟后,张东荪以个人名义仍然留在民盟,在二中全会上当选为民盟中央秘书处主任,华北总支部主委。

四、主张“中间路线”,调和国共冲突

1946年5月,张东荪在天津青年会作了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演讲。6月22日,同题文章发表于《再生》杂志,张东荪正式提出“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应该说,张东荪的见解是有世界眼光的,其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是有深度的,其对战后世界格局的认识,从人类免遭战争荼毒的大仁道基础上提出中美苏等大国要和平共处,这实在是有大视野、大仁德。此一项立言,即可为不朽。

9月30日,张东荪等民盟政协代表为召开国民大会事致电蒋介石,希望“国共双方代表能平心静气,共聚一堂,以讨论国家基本大法”,指出“必须立即终止内战,立即恢复和平”。

张东荪在上海逗留期间,蒋介石请他到南京去晤面。张东荪认为这是调和国共冲突的一个良机,在与董必武交换意见后便同意了。可惜会面结果令人失望。张东荪后来与其孙子交谈时说与蒋会谈的情况:蒋和宋请张东荪吃饭,劝张东荪出席“行宪国大”,参加政府。张东荪拒绝说:“最好还是保留一个参加和谈的身份”。蒋介石听后,非常生气。据张本人回忆,“蒋脸色铁青,气得踢桌子下的狼狗”。

蒋介石坚定了用武力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决心,丝毫没有与中共和谈的诚意,更不会听从张东荪的劝告。1947年3月9日,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和谈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终至破灭。

然而,张东荪并没有完全放弃调和国共冲突的努力。作为一个深切关心中国前途的哲学家、政论家,张东荪没有停止思考。他努力想从思想上寻求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俞颂华说:“他在学问上做的一切研究工作,原想能有大有裨于促社会国家进步。然而假使战事不停,一切的一切日趋倒退,试问他所做的研究工作有何意义!”(俞颂华《论张东荪》) 1947年4月5日,张东荪在北京大学演讲《哲学是什么?哲学家该做什么》,结论是:“哲学家应该做的是:文化到了不能不变时,就要出来做思想领导。”

内战的全面爆发使张东荪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中国究竟应该走怎样的道路?和当时许多知识精英一样,他认为中国应该走一条既不同于欧美、又异于苏联的“第三条道路”。可见,张东荪是一个起而行的学者,行动的勇者。当时,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由美赴欧,鼓吹和平;而张东荪在国内也鼓吹和平,一时引起较大震动。张东荪被人称为“东方的华莱士”。直至1947年10月,国民党下令解散民盟,张东荪不得不重新调整政治思路。

五、提出“新型民主”,参与北平解放

1947年10月,张东荪著文《我亦追论宪政兼及文化的诊断》和《敬答樊弘先生》指出:中国将来无论实行何种制度,都不能“照抄人家的制度”;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也必定有中国的特色。可以说,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阐述。这条道路,在张东荪看来,就是战后东欧国家所实行的“新民主主义”。他先后发表了《关于中国的出路——再答樊弘先生》等文,放弃和修改了部分政治主张,明确将这种“新民主主义”称为“新型民主”,并且断定中国今后的前途只有“新型民主”一条路可走。

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平津战役。解放战争胜利在即,驻守北平的傅作义与解放军就北平的和平解放问题进行谈判,由于双方开出的条件相差太远,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致力于调和国共关系、促进和平早日实现的张东荪,一直关注着平津时局的发展。他坚决主张国共谈判,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为了打破谈判僵局,中共方面也希望能找到一位有影响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谈判。他们首先考虑的人选就是民盟中央常委、秘书主任兼民盟华北总支部主任委员张东荪。因为一方面张东荪数年来一直在国内倡导和平,反对内战,是非常有影响和号召力的民主党派领袖,另一方面张东荪很早就与中共建立了联系,并在抗战时期为中共做过许多事情,加之思想逐步倾向中共,很受毛泽东的信任。这样,中共便决定让张东荪出山。中国地下党立即劝说张东荪出城谈判。

而此时的傅作义也意识到无法抵御中共的军事打击,也想尽快打开和谈局面。当朋友推荐张东荪时,他也感到张东荪这样一位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民盟领袖出面,有利于调解双方关系,便于打开谈判僵局。可见,中共和傅作义都对张东荪寄予厚望。

1949年1月10日上午,北平谈判取得成功。毛泽东事后在颐和园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人的面,竖起大拇指说,北平和平解放,“这是张先生的功劳!”因此,后人称张东荪为“北平和平解放第一功臣”。张东荪后来也认为,使千年古都免遭刀兵战火,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情:“余亦自谓生平著书十余册,实不抵此一行也。”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毕生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张东荪作为哲学家、政论家、报人,一生著作等身,多有真知灼见,“立言”已是一不朽。而此次调停北平和平解放,使古都免遭战火毁坏,古都几百万生灵免遭涂炭,张东荪居功至伟,此“立功”是另一不朽;而立功又不邀功,是又“立德”,实现“三不朽”。相较而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更看重“立德”、“立功”而甚于“立言”。因为功德当世,言在千秋。尤其是非常时期,德行重于言语。张东荪是个言行并重的思想家、行动者,是中国民国时众多有思想的起而行的名人中具有代表意义的、较为突出的一位,但却又是长期被有意或无意遗忘的一位。

 

插图3:张东荪为《光明日报》题词

六、身陷“美国特务案”,“书生谋国直堪笑”

建国后的张东荪,主要关注的是国际上美苏冲突及对中国的影响问题。由于他具有强烈的“亲美”和“恐苏”,所以极力避免中国与美国直接对抗。他认为,世界大战一旦爆发,世界大半毁灭,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两败俱伤。他本着其一贯坚持的“中间路线”思路,企图借助个人的声望,利用民间渠道向美国方面表示,中国并无与美国对抗的意图,希望美国不要把战火烧到中国来。万一不幸中国与美国发生冲突,则他还可以保持中立立场,以“调人”资格调解中共政权与美国政府的关系。正是靠着这种调和立场和主张,他在和平解放北平过程中立了大功,为什么就不能在国际上再次运用,调解中美关系呢?假如不幸而成功了,这岂非是自己晚年政治上的一大成就吗?

正是在这种心理支持下,当张东荪碰到了自称本和苏联方面有关系现在又与美国方面有联系而实为美国特务的王志奇时,便寄予了很大的期望。1950年初,王从天津来告诉张东荪:美国决心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正在进行计划。张东荪认为世界局势果然按他的预想发展了,自己对世界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他对王志奇说:“能不能把一个意见传达给美国,就是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留着中国,且看将来。”在与王志奇接触的过程中,为了表示自己的分量,张东荪拿出了一份政协名单,并将其中认为可与他自己合作的若干人用笔勾出。不仅如此,张东荪还向王志奇提供了国家预算数据。

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与美国特务接触本身就是不允许的;而张东荪还幻想依靠个人的力量和声望打通中美关系,再次充当“调人”来化解中美冲突,张东荪的书生气是何等的幼稚与可笑!

后来王志奇被公安机关逮捕并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供述中咬定张东荪向自己提供了国家机密。这样,正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接受重点批判的张东荪一跃成为“叛国”罪人。1952年9月6日,张东荪在民盟内部写了一个书面检讨,开始承认了一些自己“勾结美帝国主义的叛国罪行”,表示“用他(王志奇)来联系美帝的媒介,我自己应该负全责。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对于我所做的危害人民的事,我是有完全责任的。”张东荪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生中最不能原谅、也最荒唐的政治错误。他感到无地容身,屡想自杀。但想到自杀更对不起人民,不如听候处理,受应得的处分。

1952年10月,民盟召开中央常务会第33次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张东荪盟内一切职务,令其彻底交代,听候处理。同时让张东荪进修学习,进一步检讨。这种宽大处理,出乎张东荪意料之外,他“不知如何才能报答此宽大的恩惠,我决定老老实实学习,以我的余年报答毛主席。”12月,张东荪再作交代,承认关于预算是故意透露的、是犯了“大罪”外,只承认自己被王志奇利用了,但拒不承认自己与美国特务合作,更不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据他孙子张饴慈回忆,文革抄家时,“凶徒前来翻抄的时候,祖父站在一旁动也不动。骂他反共、反革命,他任凭他们骂去。唯当那些人骂他汉奸,81岁的老人猛扑过去,用头撞他们,要和他们拼命。”可见张东荪对“叛国”罪是拒不承认的。

随后,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第41次会议,决定开除张东荪盟籍,并提请政府依法处理。当时,有人主张将他逮捕法办,但出乎人们的意料,毛泽东指示:辞职,既往不咎,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养起来。这样,张东荪在辞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后,其数十年丰富多彩的政治生命宣告结束。虽然名义上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但一个“美国特务”怎会有上课的资格?赋闲家居的张东荪从此以作旧体诗词自遣,在诗中沉痛地自白:书生谋国直堪笑。

张东荪本质上是一个书生、传统士人,有很高的学问造诣和道德操守,以入世报国为目标,一生“志于道”,坚守“从道不从君”的原则。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独立思想者”,“行心之所安”。其一生成于斯、也败于斯。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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