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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与卑琐——读《山居笔记》有感
2018/01/11 作者:周新红

我看的是2001年底出的新版,后附有余先生《答学生问》等有关文外心境的随笔,使我见识到当代中国文坛一代大师严谨的究学、治学态度以及平和、淡泊的人生态度。余先生的写作总是与考察联在一起,因而作品总以许多史实、典故为基础,同时引用大量的史料和前人的作品,旁征博引,大大增强了文章的可信性和学术性。读《山居笔记》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余先生高超的文字功底和高深的文学素养,学到的不止是文学上的东西,而且还包括历史和哲学的等等。每每读余先生的文章,便自叹找到了知音。

人生或许总是充满了遗憾,好在还有余秋雨在为我们思考着,一如既往地思考着。读他的书感觉会有些沉重,但这沉重之中你也能感觉到余先生那可爱、忠实和真诚的信仰。我最喜欢书中的《流放者的土地》和《历史的暗角》这两篇作品,前者写的是那些不被时代相容而遭受流放的历史文化名人,后者写的是那些处于历史暗角中的各种小人,把二者连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会心生许多感慨,因为那是高贵与卑琐的最好对照,是美丽与丑陋的绝美诠释,更是君子与小人的经典注脚。

中国文化史上一直有个奇怪的现象,即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被他所处的具体时代所包容。于是余先生有了《流放者的土地》与《苏东坡突围》等作品。在被流放的路途和岁月中也就有了“同是冰天谪戍人,敝裘短褐益相亲”的感叹,当官衔、身份、家产一一被剥夺,剩下的就是生命对生命的直接呼唤。所以余先生得出一个结论:“我敢断言,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情必定产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文士们中间。其他那些著名的友谊佳话,外部雕饰太多了”。这很好地诠释了“生经多难情愈好”——这实在是灾难给人的最大恩惠。这些文人都是被自己的朝代所抛弃和惩罚的,他们寂寞、孤独,更多的是悲哀与无奈,但是他们给东北这块当时还是荒凉和原始的流放地播下了文明的种子,对东北的开发事业进行了一代接一代的连续性攻坚。读了这些文字,我开始关注流放者,关注他们无际的痛心与漫漫的孤独,关注他们沉沉的苦难与荡荡的高贵,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难中凸显人性,创建文明,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他们的外部身份和遭遇可以一变再变,但内心的高贵却未曾全然销蚀。“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也就是这种高贵”。东北这块土地为什么总显得坦坦荡荡而不遮遮掩掩?为什么没有多少丰厚的历史却快速地进入到一个开化的状态?至少有一部分,来自流放者心底的那份高贵!

“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苏东坡正是由于太过出色、太响亮而被围攻。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轰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引诱他、榨取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看成异类,迟早要排拒他、糟蹋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源于自卑而狡黠的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贫瘠愚昧的土地上,苏东坡这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在示众,而我们整个民族,正在丢人。“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从苏东坡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不难读出大师当时内心的寂寞凄清和精神上的孤独无告。“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中国文化史,有很长的时间一直把诸多文化大师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挤眉弄眼的小人”。几百年后的今天,读及余先生描写历史的这几句话,仍然让我们心痛得几近落泪。而这些令人痛心的历史也成就了不少惊世之作,在黄州的凄苦挣扎和超越之间,苏轼真正走向了成熟,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就在不久后诞生了。一切成于苦难,亦止于苦难,余先生的笔记,让我们更加清醒,更加了悟。

《山居笔记》最后一篇是《历史的暗角》,讲的是历史上的小人。

说实在的,“小人”是一个很难定义的概念,常常是通过“君子”的反义来理解的。余先生花了那么多笔墨写小人,正如他所说,研究小人是为了看清楚小人,给他们定位,以免他们继续频频地影响我们的视线。在文章中先生对小人的行为特征做了分析,并给小人进行了分类,最后还从我们身边对小人的产生和活动空间、存在原因等方面做了精彩的注解。同时也表明了自己对小人的激愤之情并“需要让自己从心理上强悍起来”的态度。“他们是一团驱之不散的又不见痕迹的污浊之气,他们是一堆飘忽不定的声音和眉眼。”小人恶陋难缠的嘴脸跃然纸上。我相信,历史上许多钢浇铁铸般的政治家、军事家最终悲怆辞世的时候最痛恨的不是自己明确的政敌和对手,而是曾经给过自己很多逆耳的忠言和突变的脸色,最终还说不清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的那些人物。处在弥留之际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死不瞑目,颤动的嘴唇艰难地吐出一个词汇——“小人……”,小人的恶毒,可见一斑了吧!

余先生认为,小人之为物,不能仅仅看成是个人道德品质的畸形,这是一种带有巨大历史必然性的社会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的充分呈现,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治专制和社会下层低劣群体的微妙结合,结合双方虽然地位悬殊,却互为需要、相辅相成,终于化合成一种独特的心理方式和生态方式。

可见,政治上的小人实在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对一种体制的填补和满足,也就是说,封建专制制度的特殊需要为小人的产生和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久而久之,也就给全社会带来了一种心理后果:对小人只能防,只能躲,不能纠缠。于是小人就如入无人之境,滋生他们的那块土壤总是那样肥沃、丰美。

其实,不管什么时代,小人总是都会也应该存在的,否则世界也就会少了许多的推动,少了许多的感叹,甚至也就少了许多的高贵。因此余先生的“我觉得即便是真正的小人也应该受到关爱,我们要鄙弃的是他们的生态和心态”,便自然好理解了。在对待小人这个问题上,文明的群落至少应该取得一种共识:需要在心理上强悍起来,不再害怕我们害怕过的一切;不再害怕招腥惹臭,不再害怕群蝇成阵,不再害怕众口铄金,不再害怕阴沟暗道,不再害怕那种时时企盼新的整人运动的饥渴眼光,不怕偷听,不怕恐吓,不怕狞笑,以更明确、更响亮的方式立身处世,在人格上、人品上昭示着高贵和低贱的界限。假如我们都能做到不把小人看在眼里,那么这个时代将就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我们在书中与遥远的历史狭路相逢并擦肩而过,无论是一个流放者,还是一帮暗角中的小人我们都关注了。从中我们也读出了余先生鲜明的立身、立世的态度——对高贵者的景仰和对小人的鄙视,此中态度本身已透出一泊高贵与清明。一个个流放者清晰而高贵的形象,在历史焦距的变化中逐渐被放大,将永远进入那些追求崇高的心灵之中,而那一群躲在历史暗角的小人,浑浊、丑陋而卑琐的嘴脸,在历史长河的奔流冲刷下将变得更透明、更清晰,让人愈发看清而不屑!

对于高贵与卑琐,我的理解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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