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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烽火中的民盟前辈
2015/08/17 来源:

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以外一些主张抗日的政党和其他人迫切希望联合起来,为坚持团结民主抗日而斗争,遂以部分国民参政员于1939年11月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基础,在“皖南事变”后于1941年3月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是在抗日战争中诞生、成长起来的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联盟。

无疑,在民盟成立前后,民盟的领导人和主要成员都为抗日救亡运动做了许多工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充分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伟大、高尚的人格情操。值此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重温民盟前辈于抗日烽火中的英勇业迹,必将使我们加深对盟的了解,以盟为荣;学习和继承民盟前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作出新贡献。

由于资料所限,对民盟前辈的介绍着重历任已故主席,其余从简,难免有未尽或传误之处,欢迎知情同志补正。文中提及人名,凡有者,后来都成为民盟盟员。

黄炎培(1878-1965)赴国难壮歌唤起浦江潮下南洋募集国债资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黄炎培立即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他组织了“抗日救国研究会”,与抗日志士同商抗日大计。同时,创办《救国通讯》杂志,鼓吹抗日救亡。1932年“一·二八”淞沪之战中,黄炎培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发动各界征募军需品支援前线,维持战时地方秩序,组织人员到前线抢救伤员,运送军火。他自己率领家人一连几夜为前线战士缝制丝棉背心,并用自己的轿车为前线运送军火物资。他和江问渔等人创建“一·二八”残废院,收容参战伤残人员;和沈钧儒等人组织“国难会”,联名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当局对日不抵抗主义。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签订《淞沪协定》后,他心愤难平,在一个大炮弹底盘上题:“铁花何斑斑,中有战士血。”表达了对阵亡将士的无限悼念和崇敬,也是对日寇侵略的血泪控诉。1936年11月,傅作义在绥远与侵华日军拼杀,获百灵庙大捷。黄炎培即赴前线劳军。他到处作抗日救亡演说,反对投降媾和,并号召民众抵制日货。“七·七事变”第三天,他致电29军宋哲元:“尚望坚持到底,勿中敌计,不作城下之盟,不签任何条约,全国国民,敢为后盾。”

“八·一三”抗战爆发,黄炎培联络杜月笙组成上海抗战后援会,任主席团主席,积极组织运输,救护伤兵难民;联系工商界,迁移工厂;组织青年战地服务团,支援前线。他冒着敌机轰炸,募集救国公债。

国共合作抗战期间,黄炎培先后任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和参政员,力主国共切实合作,团结一致,共同御日。

“皖南事变”发生后,黄炎培把被国民党查封的各地生活书店转为中华职业教育社资产,改为“国讯书店”,继续邹韬奋以生活书店为基地进行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同时,他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参加以“民主团结抗日”为宗旨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他首任民盟主席。他于9月亲赴香港主持了民盟机关报《光明报》的创刊招待会。10月辞去民盟主席职务,以“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秘书长的身份,风尘仆仆下南洋,以他的个人影响,为抗战募集团额资金。回国后,继续参与职教社和民盟的抗日救国活动。

张澜(1872-1955)游说军阀停火出川抗日面斥独夫背信破坏抗战

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占我国东北三省,蒋介石奉行“不抵抗主义”,拱手让出东北。张澜闻讯十分气愤。他除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说主张抗日救亡,并以“川北一圣人”的社会影响,说服四川军阀刘文辉、刘湘叔侄和解,停止混战,准备抗日;1933年,张澜又到两广游说,联络李宗仁、白崇禧等抗日力量;1935年,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后,张澜极表拥护。1936年,他受刘湘委托与中共代表李一氓会谈后,促成《红(军)、桂、川军事协定》的签订,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刘湘资助红军20万银元,运送大批物资到陕北,支援红军抗日。“七七事变”后,张澜任四川抗敌后援会主任,动员四川各界支援抗战,针对部分川军将领不愿出川抗日的思想,他提出“保国即保川,国不能保,川亦不能保”的论断,敦促川军五十万于1937年10月出川开赴抗日前线,张澜亲自为刘湘出征送行。1938年7月,张澜作为社会贤达出席国民参政会,与国共两党代表及抗日党派代表一致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在第三次国民参政会上,张澜针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和蒋介石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争论,痛斥蒋介石自食不分党派精诚团结抗日的诺言,质问蒋介石:“共产党抗日,为什么你们不同意?”。

1939年8月8日,张澜邀请董必武、沈钧儒、章伯钧、邹韬奋、李璜等到寓所聚会,请董老介绍“平江惨案”始末。张澜听后对蒋介石背信弃义残杀八路军、新四军破坏抗日的罪行十分愤慨。他说:共产党考虑到团结不好出面,我来出面。随后,邀重庆各界爱国人士在“特园”聚会,再请董必武报告“平江惨案”经过,激起与会人士义愤,从而促使第四次参政会就党派团结、保障抗日党派合法地位的提案进行辩论,使国民党反共有所收敛。1939年,张澜参加统一建国同志会,与抗日各党派领袖切磋救亡事宜。1941年3月,以“民主、团结、抗日”为宗旨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张澜于10月出任主席。11月,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上,由于蒋介石拒绝讨论民盟成员提出的《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张澜给蒋介石写了长达5000字的信予以谴责,并与中共代表共进退,不再参加参政会,直至1944年中共代表复会时他才回到参政会。

1944年9月,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参政会上提出建立联合政府以挽救抗战危机。张澜表示拥护,并于重庆宪政座谈会和成都国是座谈会上,向千余群众发表演说,支持中共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1945年7月,由于蒋介石拒绝讨论中共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反而策划于11月召开国民大会,因此,中共代表拒绝出席参政会,张澜也不出席,并给蒋介石写信,劝他考虑民意、改变主张。随后,他与左舜生面见蒋介石时重申支持中共的立场。此时,抗战胜利在望,蒋介石却掉转枪口向八路军淳化驻地进攻。张澜闻此大怒,于8月3日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呼吁反对内战、争取抗日最后胜利。十二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沈钧儒(1875-1963)敢冒弹雨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宁将牢底坐穿为求爱国无罪

1931年“9·18”事变后,时任上海法学院教务长的沈钧儒积极支持学生抗日救国工作,营救因抗日救亡而被捕的学生,并以上海律师公会执监委员联席会议名义致电国民党,对时局发表意见,主张一致抗日。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就南京当局逮捕要求抗日的上访学生事,以个人名义致电国民党中央四届一中全会:“……夫东北不战而丧地数千里,未曾戮一误国人员。学生何辜,罹此重戾。”1932年“1·28”事变,沈钧儒领导上海法学院与其他院校师生组织学生义勇军,上前线救护伤兵,慰劳将士。发起成立“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募款支持抗战。事变后,一切抗日组织被取缔,他不甘失败,又组织“国民自救会”抵制日货,并积极参加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营救抗日志士、收集日军罪行向国联控告等活动。日军进犯山海关,沈钧儒只身前往慰问抗敌将士。1935年北平“12·9”学生运动爆发后,沈钧儒在上海发起《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征集签名活动,支持学生爱国行动,推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之成立,他和马相伯、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沈兹九、江问渔等35人当选为执行委员,响应中共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提出停止内战,武装民众、严惩汉奸、抑制日货,共赴国难等八项主张。由于他的积极推动,全国各地各界救国会纷纷成立。1936年1月28日主持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发表演说并于会后率队游行,沿途2000余人加入,一路高唱抗日歌曲,行至“1·28”淞沪抗战无名英雄墓时,沈钧儒率领民众宣誓:“我们一定继承抗日救亡遗志,为争取民族解放奋斗到底!”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当选为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参与起草发表全救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6月10日,蒋介石约请他和章乃器、李公朴到南京面谈,要求全救会接受国民党领导,遭到沈钧儒拒绝。他说:“只要你停止内战,发动民众,坚决抗日,那就不领导也领导了。”7月9日,受全救会委派与章乃器、史良、彭文应、沙千里等五人赴南京向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请愿,发表全救会宣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与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署发表《为团结御侮告同胞书》,得到毛泽东复函支持。9月初,发表《怎样纪念9·18》,号召并筹划9·18五周年时全上海举行游行等活动,遭市府禁止,乃由救国会单独活动,数千人的游行队伍遭军警伏击,史良受重伤。沈钧儒在记者招待会上报告血案经过。11月23日凌晨,他和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章乃器被捕,激起爱国人士和国际友人义愤,纷纷向国民政府抗议,组织后援会营救,时称“七君子”。沈钧儒在狱中被推为“七君子”家长,团结一致进行斗争,他书“还我河山”四个大字悬于狱室明志,并于1937年1月28日在狱中作“1·28”五年祭时,与李公朴等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宣誓:“一定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对于救国运动决不退缩!”抵制当局各种阴谋,坚持“爱国无罪”的立场。1937年7月31日,国民党迫于形势和民意,不得不“交保开释”。“七君子事件”和“西安事变”,南北呼应,推动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日。沈钧儒出狱后就赴南京会见蒋介石,拒绝解散全救会,坦陈国共合作救国主张。上海沦陷后,在武汉主持全救会工作,成立“全国抗战联合会”,任主席,与李公朴等创办《全民》周刊,发表《为争取全国全民族战争胜利而斗争》,宣传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精神。1938年7月,任国民参政员出席国民参政会。提出有钱出钱,充实抗战经费等提案。1939年,参加统一建国同志会,与抗日各党派领袖共商救亡事宜。1941年3月他参与成立民盟的创议,但碍于救国会和共产党接近,不便加入,至1942年率救国会加入民盟。皖南事变后,他与共产党代表共进退,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坚持抗日民主立场,遂和陶行知、史良等被国民党排除于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之外,继续开展救国会和民盟的工作,进行抗日、民主活动,积极支持中共提出成立联合政府,扭转抗日危局的主张,并反对国民党制造摩擦,破坏抗日,用斗争迎来了抗战胜利。“七君子”中的李公朴、史良、沙千里后来都成为民盟盟员。他们出狱后,和沈钧儒一起,继续救国会的领导工作,做了许多抗日救亡工作。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杨明轩(1891-1967)团结西北教界抗日救亡塞纳河边宣传团结抗日

1936年秋,共产党员杨明轩以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交际部部长的身份主持全会的会务工作,开展西北地区的抗日救亡工作。“西安事变”发生当日,他即主持18个救亡团体代表参加的紧急会议,一致决议并通电拥护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兵谏行动及其八项主张;16日主持西安群众大会并致词,驳斥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行径,支持张、杨兵谏。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多方解释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主张。

1937年1月,主持成立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并当选为主席。2月密赴延安,接受党中央指示后,与杨虎城分途出国“考察”,会合于巴黎。在法国,他们广泛接触侨胞和留学生,说明西安事变真相,宣传团结抗日。回国后,与李敷仁创办《老百姓》周报,宣传抗日救国。

1942年,与敦则沉、杜斌丞筹建民盟西北总支,负责组织工作。把《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改为民盟西北总支机关报,宣传建立抗日联合政府等主张。

史良(1900-1985)大律师投身妇女抗日救亡工作女巾帼坐穿牢底高歌爱国无罪

“九·一八”事变后,时于上海任律师的史良积极参加上海妇女抗日救亡运动。和沈兹九发起成立“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以后,她又担任“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和“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主张“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谋求民族解放。”

1936年7月,她和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作为全救会代表到南京向国民党二中全会请愿,要求二中全会作出抗日决议,开放民众救国运动,停止内战。回到上海后,开展募捐宣传,支援绥远抗日军民。“9·18”五周年时,她率队参加全救会组织的游行,队伍到小东门时,一批武装军警阻拦队伍前进并大打出手。史良站在一辆人行车上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对外!”,军警就将她殴打重伤。

1936年11月22日深夜,史良和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沙千里、李公朴、王造时等七位救国会领袖同时被捕入狱,第二天,虽然取保出狱,但又第二次来逮捕,史良巧妙地逃走。反动派悬赏五万元通缉。一个月后,她安排完全救会的组织安全工作后,主动到苏州高等法院投案入狱,作为“七君子”之一和沈钧儒等一起进行了震惊中外的“爱国无罪”狱中斗争。她在法庭上和审判官唇枪舌战,把对方驳得哑口无言。

史良出狱后,和沈钧儒等到港澳等地进行抗日宣传。国民参政会成立,任国民参政员。“皖南事变”后,她和中共民盟参政员共进退,拒绝出席参政会,因此被蒋介石除名。她继续从事争取民主,反对独裁,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爱国民主运动。

抗战期间,她还和邓颖超、宋庆龄、沈兹九、刘清扬等参加由宋美龄任指导长的妇女团体指导委员会任联络委员会主任。为支持前线,宣传抗战做了不少工作。

1942年,史良参加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负责重庆市委组织工作,为民主团结抗战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胡愈之(1896-1986)以笔代刀出书刊宣传抗日肩负使命下南洋鏖战星岛

1931年“9·18”事变发生,时为上海《东方杂志》编辑的胡愈之即于《社会与教育》周刊上发表《尚欲维持中日邦交乎?》一文,第一个提出断交宣战的抗日主张。以后又在《生活周刊》发表文章,以其国际问题专家的犀利眼光分析指出:对日本的侵略“非取断然措置,便是投降。”预言“日本对我国东三省的强暴侵略行为,亦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从此与邹韬奋相识,共同为抗日救亡而奋斗,结成了亲密的战斗友谊。后来,因杨杏佛被反动派杀害,邹韬奋被迫出国,就由他接替邹韬奋继续出版《生活周刊》宣传抗日救亡,对推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要作用。他还帮邹韬奋办起了生活书店,编辑出版了不少宣传抗日救亡、民主进步的书刊。于是,胡愈之成了反动当局“黑名单”上的目标,不得不于1935年后,出走去香港、莫斯科,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接上头,又返回香港、上海,以救国会的身份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组织抗日民主力量。

1936年回到上海,适逢“七君子”事件,于是在救国会并未有职务的胡愈之担负起声援营救的组织工作,生活书店也成了救国会的联络机关。胡愈之以他在新闻文化界的特殊身份,联络了海内外著名人士和各种报刊介和营救活动,并成功地策划由宋庆龄、何香凝带头发起的“爱国入狱运动”,引起社会震动,迫使国民党政府无罪释放“七君子”,推动了群众性的爱国抗日救亡运动。嗣后,他负责救国会“星一聚餐会”的工作,团结各界爱国抗日人士讨论形势,商讨开展救亡工作。

抗战开始后,胡愈之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常务理事、宣传部副部长,主要从事国际宣传委员会的工作,每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国际上宣传中国抗战发展情况,特别是使国际上了解共产党八路军在抗战中的作用。以后,国际宣传委员会和范长江的国际新闻社合并,在抗战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上海沦陷后,胡愈之在“中立”的英法租界内坚持隐蔽的抗日救亡工作,深入工人、市民中开展宣传,举办训练救亡团体骨干的“社会科学讲习所”,出版《团结》、《上海人报》等,并创办“复社”,出版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让沦陷区的人民看到了抗日胜利的希望。

此后,胡愈之到武汉军委会政治部三厅任五处处长,主管抗日宣传动员工作。武汉失守后,他按周恩来的指示到桂林开辟抗日文化阵地。在桂林,他被安排担任广西建设研究会文化部副主任。但主要还是以救国会的身份办《国民公论》,宣传抗日;举行“聚餐会”,团结千家驹、张志让、陈此生等著名文化人士共商开展抗日文化工作大计,创办“文化供应社”,出版《国民必读》书库,为群众提供抗战救国的精神食粮。他继续参与迁来桂林的国际新闻社和生活书店的工作,桂林一时成了抗日文化的绿洲。

但到1940年,由于国民党加紧迫害抗日民主活动,桂林形势紧张。胡愈之奉中共南方局的指示,转移去香港,并奉派去新加坡协助办好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在那里,他和张楚琨合作,使《南洋商报》办成党的海外抗日宣传阵地,成为团结华侨一致抗日救亡的有力工具。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铁蹄踏向南洋。胡愈之发表社论《论保卫南洋》,并发起组织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开办青年战士干部训练班,向华侨抗日义勇军输送干部;组成宣传队到群众中进行抗战宣传。胡愈之并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执行委员兼宣传主任,做了许多实际工作。

1942年2月4日,新加坡沦陷前,国民党竟拒绝他们入境回国,无奈他和沈兹九、邵宗汉、张楚琨、郁达夫等28余人乘小船流亡到印尼,和党和祖国失去联系,直至日本投降,他回到新加坡,和党取得联系,奉命协助民盟新马支部开展工作,继续开展党的统战工作。

众前辈抗日救亡各逞英豪为抗战民主同盟应运而生

民盟成立前后,民盟前辈在各地各自的岗位上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业迹,举不胜举。如:

高崇民“9·18”事变后,他辞去所任张学良秘书之职,专事抗日救亡工作。他曾组织600多位东北难胞代表,卧轨拦车南下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收复东北失地。后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任主任委员。在张学良将军秘密支持下,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最多时达30万之众。救国会被蒋介石取缔后,他又与闫宝航联系东北抗日将领,组织秘密抗日团体“复东会”,任秘书,继续联络各方抗日力量支持东北抗日救亡工作。1936年,他作为蒋介石的“通缉犯”,被张学良秘密接至西安,参与了西安事变的策划。张学良被软禁后,他为团结东北军继续抗日做了不少工作。此后,担任“东北救亡总会”领导工作,并加入民盟,担任民盟东北总支主委,坚持抗日救亡工作。

杜斌丞“9·18”事变后,作为杨虎城将军的重要幕僚,力主杨将军联共反蒋抗日,调解了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关系,对促进张、杨和两军关系起了很大作用。“西安事变”中,他参与了全过程,对张、杨接受中共调停,和平解决西安问题发挥了重要的参谋作用。事变第二天,出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促使全省政令统一,秩序井然,并参加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方“联合办公厅”工作。事变后,杨虎城被迫出国,杜斌丞在团结西北军将领、教育西北军官兵坚持抗日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卸任省秘书长职后,南北奔走,联络各方抗日力量。1943年加入民盟,和杨明轩、王菊人、郭则沉筹建民盟西北总支,提出“亲苏、友共、努力实现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坚持民主、团结、抗日。

关梦觉“9·18”后任“东北救亡总会”常委、宣传部副部长,创办《反攻》半月刊,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以后到武汉三厅任中校科员,继续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并加入民盟,任民盟西北总支常委兼宣传部副部长。

李文宜参加上海人权保障委员会、反帝大同盟的抗日救亡工作;上海沦陷后,在武汉任湖北省妇女战士工作团组织部长、《妇女前哨》编委,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萧乾时任《大公报》驻英记者,欧战爆发后,作为《大公报》欧洲特派员、战地记者,成为中国唯一在欧战现场采访的记者。

高天抗日期间,先后担任《华北日报》战地记者,《扫荡报》、《时事新报》、国新社战地记者,在抗日前线采访了许多战争新闻发往海内外,使海内外了解中国抗日正面战场战况。

龙云时任昆明行署主任、陆军副总司令,是主张抗战到底的国民党将领之一。是民盟的秘密盟员。

刘清扬“9·18”后发起成立北平妇女救国会任主席,后来成为全救会中执委,领导着北方妇女抗日救亡运动。

沈兹九在上海发起成立上海妇女救国会,到武汉后,参加宋氏姐妹领导的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工作,任常务理事。

张楚琨1931年参加上海反帝大同盟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在新加坡参与发起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南洋总队任宣传部长,还担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敌行动委员会秘书长。

……

这些抗日救亡志士,最后都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成为爱国民主人士政治大联盟——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为民主、团结、抗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周昭坎整理原载《中央盟讯》1995年8-9合刊

(转自民盟中央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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